天下至德　莫大于忠——论共产党人的忠诚

       忠诚，是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传承

　　现代汉语词典 中，“忠”是崇敬、恪守的意思，“诚”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意思，忠诚，即尽心尽力、没有二心。

　　忠诚，既不拘于时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一个“忠”字，《论语·里仁》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主忠信。”东汉经学家马融认为：“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北宋理学家程颐也说过：“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西汉苏武牧羊，南宋岳飞“精忠报国”，明代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朝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忠诚的最好诠释。
　　国人一直以来最看重的品德就是忠诚，我们欣赏翠竹“未出土时先有节，长到凌霄仍虚心”；赞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歌颂菊花“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并借物喻人，以此表达对忠贞之士的敬佩与喜爱。千百年来，关羽之所以一直为人们所供奉，就是因为他矢志忠诚，纵使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高官厚禄，仍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要一得知刘备消息，就即刻起程，绝不停留。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免役法”时，苏东坡曾经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但是，为此被贬到各地担任地方官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差役法”的弊端很深，即使“ 免役法“并非完美，但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百姓的机会，确实比“差役法”更合理。于是，当苏东坡作为反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被司马光重新启用时，他成了“免役法”的拥护者，继而再度被流放。尽管如此，苏东坡无怨无悔，因为他选择的不是忠于朝廷的哪一派，而是忠诚于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德与才，且以德为先，德之不存，才从何而来”。这“德”就视“忠诚”为第一要素。民国大儒章太炎病逝，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称“宿儒章炳麟，…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民国时期学人辈出，国葬者仅章氏一人，贵在其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族。先辈们的人格魅力和品格素养经过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共产党人的忠诚，是对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坚守

　　“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共产党人最彻底的忠诚，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坚守，永不背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永恒品质。“对党忠诚老实”、“永不叛党”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的党员义务，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入党誓词中的庄严承诺。

　　共产党人的忠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党性原则的政治忠诚，是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高度热爱的朴素情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组织，历经90年，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各个时期，磨难砥砺，大浪淘沙，到最后发展成能够彻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忠诚的共产党人坚守信仰，捍卫真理，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大革命时期，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李大钊、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断头流血以从之”，誓死忠于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从战场上的黄继光、邱少云，到新时期的好干部孔繁森、牛玉儒，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哪一个不是一腔赤胆，不是无限忠诚？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谱写的忠诚史。

　　政治忠诚，是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这种忠诚，不仅来自于党员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的认同，来自于对我们党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认同，来自于对党组织的真情实感，更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这种坚守，须有对主义的真正认识，须有对马列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系统、准确、深入学习。只有真学、真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可能坚守理想信念，永远忠诚于党。有人曾给钱学森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如钱老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党的忠诚，对理想信念地坚守，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离经不叛道”。